天津泰达枫叶  赵红

中国的教育思想发展史离不开哲学思想发展史，从东周春秋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到孟子的“性本善”，荀子的“性本恶”，老子的“无为而治，不言之教”，乃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无一不隐含着这些大思想家的教育主张。同时，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兴起，这个同样起源于东方的智慧在中国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八大流派，其中禅宗的发展尤其深远，留下了唯一由中国僧人撰写的被冠以“经”的佛教经典《六祖坛经》。其思想精髓“明心和顿悟见性”便是禅宗的教化宗旨。这些蕴含在哲学中的教育思想在历史的更迭中不断地被这些大家的弟子们传承和发扬，到了明朝，十一岁在私塾读书的王阳明便说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更是在后来发展了阳明心学，其思想根本便是“致良知”。

不难发现，古往今来，在灿若星河的先哲思想里，总有一个绕不开的“心”字。人们也经常说“教育是个良心活”。没错，“心”就是生命情感，教育就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与交流，而致良知就是了解“心”的特质并在行动中实现统一，也就是知行合一。所以教育最应该奉行“致良知”。

那么什么是“良知”呢？有一个故事，王阳明在平定四省匪乱时抓住了不可一世的大匪首谢志珊。谢志珊被抓后王阳明跟他讲起了“良知”之道，谢志珊冷笑道：“老子就没良知，你有良知给老子看看！” 王阳明笑着说：“ 我要放了你，但是你要把你的东西都留下来。”谢志珊一听说要放了他，当然是什么条件都答应了。于是他便把随身的衣物都一一脱掉。当只剩下一条底裤之时，他的脸涨得通红道：“这条底裤总要给我留下吧！”王阳明大笑道，“你的良知当下呈现了！” 原来所谓良知便是羞耻之心，是存在于人心里的道德底线，情感体验和价值观。而教育中的致良知，就是教师通过恰当的方法，在合适的时机创造情境去培育学生对天道人伦的认知并唤醒本来就存在于学生心里的仁与善，使学生在生命实践中遵循良知的召唤，完成个人，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扮演，实现“知行合一”。

实践教育中的致良知，首先应摒弃功利主义。教师的教学关注点不要“唯成绩论”，教育的过程中要减少“ 答案设定”和“立竿见影”的求胜心理。早在枫叶教育创立之初，创始人兼总裁任书良博士就提出了”在教学和学术上越自由越好，在学校管理和校风校纪上越严格越好“的治校方略。正是这份教学和学术上的自由使枫叶的教师能够在三级课程的教学实施和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充分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差异，身心健康，可持续性发展潜能以及兴趣爱好等情感因素，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一个有所为，有所得，有所乐的体验。成绩不再是唯一的指挥棒，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正如很多家长在反馈中说，自从孩子来到了枫叶，家庭关系和谐了，亲子关系进步了，幸福指数提升了。当然，要实现教学和学术上的自由需要教师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育的过程中减少“答案设定”。举个例子，在网课期间的语文教学中，有这样一份导学案：《水浒传》之英雄VS 美人导学案。在学案的最后有一道拓展提升题是这样设定的：

拓展提升——中西方英雄观的差异

落脚点：从中西方英雄的差异揭示中西文化根源的差异。

这道题的定位是拓展提升，意图是学生通过对《水浒传》中英雄的学习与形象分析，比较出中西方英雄观的差异，以此来探究中西文化根源的差异。从定位上来说无可厚非，但是从学习的内容来看目标设定的话就显出了局限。学生主要学习的是《水浒传》，一部典型的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男性角色为主导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凭什么去期待学生仅仅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粗略阅读，就完成正确的中国式和西方式英雄的对比呢？如果是依赖于学生有足够的背景知识而展开思考的话，那么中国式的英雄古代有，现代亦有。男性有，女性亦有。千古留名者有，寂然无声者亦有。中方如此，西方亦然。怎么就能只落脚于中西方英雄的差异而揭示出中西方文化根源的差异呢？古今中外，人性都有相似之处，况英雄乎？为何只论差异而不谈相通之处呢？试想，当我们给了学生这样的“答案设定”，我们如何能让学生展开思考的维度，实现拓展的深度？如何让学生既能体会文本知识，又能在文学感染力的冲击下感悟英雄主义？不要忘了，在枫叶中西优化结合的教育环境中，我们还有一份充分的学习自由。以一次加方十年级英语会考中最后一部分的写作题为例，题目的要求是通过比较两篇阅读中两位盲人的经历，写出两者性格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的题目要求完全摒弃了功利主义的设定，把探讨阅读内容的任务以开放的方式交给学生，同时提供充分的阅读材料和讨论依据。这样的题目才能够激发出学生的情感因素，才能够给予学生“三有”的体验，才能够实现我们学科老师的教学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才能够让学科的核心素养落地。因此，对于学科教学老师来说，善用学术自由，才能实现教学中的育人目标。

“答案设定”有时候也经常出现在教育活动中。比如有的老师会在心里把学生自动分类，某一个学生犯错了之后，就把其原因和动机按照内心的分类预设了答案。当他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就会想当然的让学生达到这种设定，老师因此会产生“胜利者”的成就感。殊不知正是这种仿佛洞穿一切的方式击破了学生的底线，把学生逼得连“底裤”都不剩。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在枫叶时间长的学生变成了“老油子”。犯错的时候对答如流，无非就是三句话：对不起，我错了，再不会这样了，然后依然故我，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我们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是为了让学生承认我们心中预设的答案，而是要让他有自我思考，有认知后的觉醒，有“知耻而后勇”的决心，有改变的动力和前行的勇气。此外，摒弃功利主义还要消除“立竿见影”的期待，须知教育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行为是一劳永逸的，“良知”的培育更是如此。

其次，实践教育中的致良知还要正确理解“严格”和“自由”的概念，避免极端主义。既然董事长说过“在学校管理和校风校纪上越严格越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学生只能严厉苛责？也有人认为既然学术上自由，那么师生关系也应该宽泛一些，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打成一片才能让学生成为“听话”的追随者。所以我们常常一边看到老师声嘶力竭地批评学生，一旦学生犯错，必要其深刻检讨，要“榨出其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才肯罢休。 另一边也会看到学生称呼老师为某哥某姐，与老师亲如兄弟，同甘共苦。这两种为师之道会主导什么样的教育行为呢？譬如当看到一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有亲密行为的时候，老师该怎么办？是走上前去跟他们开个玩笑，嘻嘻哈哈的放过？还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再汇报给家长？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良知”是我们内心善良的一种本底精神，是道德，底线，信誉和品格的素质，我们就能够从“良知”出发，发现上述两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为师的失掉了底线和原则，就失去了为师之尊，就无法履行教师的职责。相反地，如果我们忽略了学生的羞耻之心和信誉，也就无法把握教育的尺度，达到教育的效果。所以，学生管理和校风校纪的严格是对老师教育方法和技巧的考验，仅从字面上理解严格和自由恰恰背离了“致良知”的初衷。真正的有效管理是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自我约束意识，唤醒学生心底的良善。这就要求我们在校本课程和日常管理中注意教育情境的设立，比如生活区不仅要使学生实现基本的生活自理和自立，还要通过寝室文化的营建和优秀寝室的评比等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学会分工合作和整洁有序。再比如，周恩来和邓颖超班级的荣誉使学生有了学习和行为目标，那么能不能在评比之后进行动态的监督和跟踪测评来实现这两个荣誉班真正的榜样引领作用呢？当领事课程成为了德育教育的载体，怎样才能把枯燥的说教变成生动的实效德育呢？在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很多学生的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有的是缺少陪伴，有的则是过度溺爱，这种情况下如何与家长沟通，形成教育的合力？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一再的领会“良知”的内涵，用耐心和智慧去化解问题，用开放的思维寻求方法，用一个真诚的心灵触动另一个心灵。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与“严格”之间游刃有余，在学生的高度自律中体现校风校纪的庄严，在老师的精准把握中体现教育环境的自由舒展，从而实现培育“良知”的教育目的。

在教育中实践致良知，一定要讲究方法。当我们了解了良知的意义，领悟了师生之间心灵交流，体验和经历的重要，就更应该在教育行为中注意方式方法。在西游记中，顽劣如孙悟空一般的学生遇到过两位导师，一个是菩提老祖，另一个就是唐僧。菩提老祖在悟空狂傲不羁的外表下看到了他超乎常人的悟性，所以交给他七十二变化之术。而唐僧为了使悟空戒骄戒躁，修身养性则使用了紧箍咒来限制他的活动。同样的学生，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对治手段。不要觉得只要我们有一颗“止于至善”的心就够了，有时候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数不胜数。我们更不能以“这是对你好”为一切教育行为的出发点。要时刻斟酌，相时而动，随机应变。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案例，首先我们不能对学生的错误视而不见，更不能以玩笑表示理解和放纵。我们要与学生真诚交流，指出其行为不当之处。如果学生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还要区别这种辩护是出于羞耻之心还是出于不敢担责。如果是出于羞耻之心，那我们大可不必穷追猛打，适当地维护学生的尊严，让其有自我纠错的过程才是我们要达到的教育目的。如果学生屡次犯错而不敢担责，那我们便要当头棒喝，指出其错误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惩罚措施，这样才能使其有所警醒和敬畏。所以，致良知也要从实际出发，讲究方法。

在教育中实践致良知，就是要做有温度的教育。于细节处见真情，于沟通中见格局。疫情期间，预备班的一名学生家长突然提出要转学，原因是其他校区预备班已经开学了，而且学费几乎是我们的一半。面对这种情况，班主任老师积极地做家长的工作，但是家长坚持说出于家庭经济的原因一定要让孩子转走。最后我们尊重家长的选择，并祝愿孩子在新环境中能继续快乐学习和成长。不久，天津校区也开学了，我们依然让这位家长保留在原来的家长群里，每天通过不同的方式、事无巨细地在群里汇报学校开学前的准备，以及孩子们复学后的学习和生活状态。而这名学生原来班级的小伙伴也在课余与她频繁联系。一周后，这名学生的家长又联系到了我们，说她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孩子到了新校区被安排到了与高二学生一个寝室，导致孩子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非常的不适应，饭也不吃，每天哭着说要回到天津。一周后，孩子回到了天津。在她回来的当天，老师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个小的欢迎仪式，而这位同学也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她说以前没有珍惜这里的学习环境，今后会加倍努力去珍惜。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教育即是服务，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新校区的老师能充分关注这位学生的性格特征和情感需求，就不会把她安排到与高二学生一个寝室；如果我们在家长走后就人走茶凉表现冷淡，把家长从班级群里删除，就不会有后面的剧情反转。教育就像一个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造成全盘皆输的后果。做有温度的教育，着眼于细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就是在教育中实践了“致良知”。

总之，致良知，应该使我们的教育行为从善出发而能回归到善。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行为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我们培养的应该是人格健全，品行端正，心灵饱满的人，我们的教育应该使他们不仅能够从事某个专业领域的职业，更能够拥有生活的技巧和智慧，感悟和品鉴美的能力以及自我反省和成长的动力。随着我们对致良知认识得越来越深入，我们也就越来越能够理解枫叶的教育理念和其先进性。枫叶“中西教育优化结合，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和“致力于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一流教育服务”的使命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知行合一”吗？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有所为，有所得，有所乐，在育人课程中让 “伟人精神”引领学生成长，在活动课程中使学生有一技之长，在实践课程中让学生去丰富阅历，提升能力。现在，枫叶又将实施世界学校课程，从引进标准，优化标准，到制定标准和输出标准，学校结构由园区向大区转型，培养目标由国际化人才向精英化人才转型，枫叶的每一次跨越成长，每一个教育行为都是在创设一个更加宏大的教育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董事长任书良博士的办学初衷是善的开始，万千学子从这里走向世界所带来的个人的成功以及由此产生的推动家庭和谐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善的回归。而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全体教师成为善的执行者，使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在“心”与“心”的交流中体现尊重，关爱，引领和成全，达成“致良知”的教育使命。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家正在逐步推进教育公平，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倡导回归教育本质，关注学生的成长。在天津枫叶教育大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行政会上，集团副总裁、中方校监兼大区总校长陈林生先生提到了我们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期，要增强枫叶人的学术底蕴，要让一个学校有灵魂，有趣味，有厚重感，这种厚重包括文化和课程，也包括师生对学校的感觉。他还指出最大的尊重就是助力人的成长。这些方向定位不仅是对校区以人为本的文化回归和复兴的呼唤，更是对领导者及每一位教师力行良知教育的期许。回顾25年的枫叶史，枫叶人正是靠着教育者的“良知”，用职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不断创造着一个个教育奇迹。在后疫情时代，作为老师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育人观，珍惜枫叶这个可贵的平台，加强学习与实践，不断总结与反思。在实现教育理想的路上，我们都是躬身入局者，未来任重而道远！